19岁的大学生被法院判处8个月的有期徒刑，只因她卖了自己的5张银行卡，成了电信诈骗的帮凶。卖银行卡获利不到8000元，但5张银行卡的流水却高达1亿元。这1亿元，都是境外犯罪分子诈骗所得。

帮信罪，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简称。据检察机关披露的数据显示，目前，帮信罪已成为各类刑事犯罪中起诉人数排名第三的罪名，仅次于危险驾驶罪和盗窃罪。

值得注意的是，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民营企业尤其是科技公司收入较高者涉罪人数持续增加；而且被起诉人员中，近90%没有犯罪前科，系初犯。

帮信罪，是2015年8月刑法修正案（九）增设的一个罪名，同年11月1日开始施行。增设8年来，前期一直处于“安静”状态。2018年前，全国适用该罪名判决的案件不足百件。2019年，检察机关办理的帮信罪案件不超500件。2019年后，帮信罪案件有快速增多趋势。到2021年，因涉嫌犯帮信罪被起诉人数已达到了12.9万人！2022年1月至9月，因涉嫌犯帮信罪被起诉人数增至92576人。

帮信罪，主要指行为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而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信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的犯罪行为。简单来说，就是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电信诈骗），还为其犯罪提供帮助的行为。

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王琮玮代理过多起电信诈骗、提供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等与帮信罪上下游犯罪链条有关的信息网络犯罪案件。她说，这些案件中都少不了帮信犯的帮助行为。

“举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例子，2016年发生在山东的徐玉玉被诈骗案，引发了社会对电信网络诈骗的空前关注，也成为治理电诈的关键节点。但大家关注的重点只是电信诈骗带来的社会危害性，而忽略了这起案件中为电信诈骗提供帮助的其他犯罪行为。”王琮玮说，这起案件中，在徐玉玉将钱转到骗子提供的银行卡以后，犯罪团伙成员很快就在自动柜员机将钱取走并转账。而诈骗团伙从网上购买高考考生信息，QQ号是临时注册的，在准备作案工具时，购买手机以及手机卡也都是匿名的。这个案件中负责提供银行账户、身份证、手机卡的人都属于帮信行为。

王琮玮表示，根据法律规定，帮信行为并不仅限于提供手机卡、银行卡、身份证等行为，还包括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空间、通信传输通道、投放广告、软件开发、技术支持、资金支付结算等服务。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等行为，其所提供的服务本身是合法的，行为人利用合法服务为犯罪行为提供帮助，这类行为相对较为隐蔽，不容易被发觉。一旦被发觉，行为人也往往以自己是合法经营，对于帮助行为不明知为由进行抗辩。在犯罪侦查和打击犯罪时的确有对于犯罪故意的明知难以认定的问题。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副教授庄绪龙也曾指出，实践中，帮信罪的行为类型中，最常见方式之一就是把银行卡出售给诈骗分子。2022年上半年，检察机关以帮信罪起诉的人员中，非法买卖“两卡”尤其是银行卡，为上游犯罪提供转移支付、套现、取现的工具的，占起诉总数的80%以上。

为什么出售银行卡成了最常见的帮信罪？王琮玮告诉本刊记者，因为犯罪分子收到赃款时为了确保安全，需要先“跑分”洗钱，把钱洗白了才转到自己的账户。这个“跑分”的过程中，就需要借助大量的他人银行卡。

王琮玮表示，电信诈骗是链条作案，其关键人物代号“话务员”“水房”和“卡农”。“话务员”是负责拨打诈骗电话的人；“水房”是负责洗钱的人；“卡农”则是负责收购银行卡的人。

在准备阶段，“卡农”通过各种渠道在全国各地收购银行卡。在储备大量银行卡后，“话务员”上场，他们让受害者把钱汇到一张收购来的银行卡中。这头赃款一到账，另一头“水房”就开始行动。他们马上通过网购、转账等方式，把钱迅速分流到多张二级银行卡里，再从二级卡分流到多张三级卡。如此一来，一笔赃款被稀释成无数笔“正常的资金”，最后转到犯罪分子账户下。这整个“让钱流动起来”的过程就叫“跑分”。

“可以看到，在‘跑分’过程中，银行卡是多么重要！它们就相当于犯罪分子的得力助手，不仅能把赃款洗白，还增加了公安机关的追查难度。”王琮玮表示，对电信诈骗来说，银行卡当然是买得越多越好。而把银行卡售卖给不法人员，也就成了最常见帮助电信犯罪的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帮信犯罪低龄化现象突出，在2022年上半年检察机关以帮信罪起诉的6.4万人中，30岁以下的占64.8%，18至22岁的占23.7%。此外，低学历、低收入群体占多数，犯罪行为主要表现为非法买卖“两卡”。同时，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民营企业尤其是科技公司收入较高者涉罪人数持续增加，犯罪行为主要表现为开发软件、提供技术支持。

帮信嫌疑人的“自白”

“这是我被拘留的第3个小时！我还是想不明白，不过是用银行卡帮忙转账，拿了1000元手续费，怎么就变成电信诈骗案件的帮凶了？转的明明是他们的钱，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也没见过他们，他们干什么我怎么知道？我觉得自己没干什么坏事啊。”这是一名在校大学生小华（化名）的自白。

湖南省株洲市公安局天元分局刑侦大队近日破获一起帮信案，抓获犯罪嫌疑人4名，小华就是其中之一。他们在明知犯罪分子需要大量银行卡转移非法资金的情况下，仍提供银行卡从事“跑分”违法犯罪活动，自己从中非法获利。

“事先我不知情”“我不知道银行卡、电话卡借给别人也是犯罪”——在帮信罪的办案实践中，许多犯罪嫌疑人找各种理由辩解。但“事先不知情”并不是免罚的理由。司法实践中，涉嫌帮信罪，不要求行为人认识到被帮助对象实施犯罪的具体内容，也不要求行为人与被帮助对象存有犯意联络。只要是行为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被帮助对象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即结合前因后果及基本情理可以推断的，就认为是当事人应该知道该行为是犯罪。

王琮玮指出，近年来，在校学生出售个人银行卡、社交账户涉及帮信犯罪的案件逐年上升。因为学生一般缺少社会经验、没有收入来源，法律意识也淡薄，而办理银行卡、申请社交账户简单便捷，轻松就可以换取一定收益，加上国家开展“断卡”行动后，银行卡、手机卡、身份证“三件套”水涨船高，价格一路上升至5000元左右，甚至更高，这对于没有收入来源的学生来说，无异于“天上掉馅饼”。甚至在不法分子盯上校园的“花朵”时，有些“花朵”还利用“商机”，自己成为“卡商”，收集、购买校友的“三件套”从中渔利。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副主任汪佩琳在检察官公开课中也曾指出，“两卡”（银行卡、手机卡）租卖几乎是“躺着赚钱”，这对普通百姓尤其是学生、老年人、无业人员等吸引力很大，一些人在诈骗分子的蛊惑下，为了蝇头小利成为犯罪帮凶。

“这一类犯罪，往往在办案人员将办卡、售卡的人员抓获时，其本人还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已经违法。”王琮玮说，其实，很多人都抱着侥幸心理，当警察找上门时，才后悔不迭。

19岁的宋某钦，原本是北京某职业学院的在读学生。2022年2月的某一天，北京某派出所民警找到了他。他自述，在朋友的介绍下，先后卖了7张银行卡给别人使用。在第一次跟对方见面，对方说只收可以进行大额转账的银行卡时，他就意识到可能是非法转账。但那时的他已经被利益冲昏了头脑，想着中国这么大，每天这么多人在出借银行卡，他应该也没什么大问题。在被羁押之后，宋某钦仍旧没觉得这是件多大的事，大不了就是想个办法把受害人的钱还了，这样他也可以少受点处罚。庭审时，法槌的敲击声把他从幻想中拉回到现实，他因犯帮信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付出了失去自由的代价。

帮信罪面临的法律后果，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第二款有明确的规定：对于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信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有前两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王琮玮指出，将帮信行为单独定罪，主要是从犯罪的组织结构看，信息网络犯罪的帮助行为相较于传统的帮助行为，其对于完成犯罪起着越来越大的决定性作用，社会危害性凸显，有的如果全案衡量，甚至超过实行行为。

本文开头提及的广东某大学生，她明知买卡的人可能用于犯罪行为，仍然出卖了自己的5张银行卡，虽然获利不多，却换来了牢狱之灾，而且被大学开除，大好前途毁于一旦！代理该案的律师，在办理完案件之后，五味杂陈，心疼、惋惜，难过又无奈。他列举了可能触犯帮信罪的5种行为：卖银行卡给陌生人；给陌生人写代码，建网站App设计；帮助陌生人在抖音刷礼物（洗钱）；帮助陌生人手机转账取钱，每次都有佣金；帮助陌生人在微信群当托，并呼吁家有大学生的，收藏转发。

王琮玮指出，避免帮信行为，是减少信息网络犯罪行为发生的关键，所以要从帮信“易感”主体方面入手，对于提供网络服务的主体，应当建立和加强网络安全合规意识，从制度建设、意识教育、人员管理、业务安全等方面进行合规管理，从而将非法业务排除在外。对个人而言，一定不要贪图小利，要谨慎对待需利用个人信息获取的服务，非自用不开卡、不注册账户，凡是开通的支付账户或社交账户，原则上自己使用，特殊情况下由他人代为管理或临时使用的，也要及时收回，并及时更换密码。

文章来源：《法制与新闻》杂志2023年5月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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